孫玉菡（IBBA 1994）: 從新移民到問責局長

勞工及褔利局局長孫玉菡（IBBA 1994）自嘲在人生不同階段，包括小時候從山東省移居香港後的求學生涯，到加入政府工作，自己都是「異數」。

1978年9月15日，年僅六歲的孫玉菡與家人離開山東煙台老家，移居香港。由於他抵達香港時錯過了9月初開學的日子，他的父母帶着他到處找學校，找了八間小學，但孫玉菡未讀過幼稚園，又不懂廣東話和英語，因而處處碰壁。他憶述說：「當時我連ABCD都不懂；我們一直找，找到最後一間，那間小學讓我這個『三無』學生插班讀小學一年級。」

由於他沒有讀過幼稚園，不知道怎樣應付小學的考試，他第一次考試各科平均分僅五分，創下學校歷來最低分紀錄。孫玉菡憶述說：「當時有位老師覺得我看來不笨，但對我成績那麼差感到很奇怪，和我談了一會，發現我懂算術，只是沒寫清楚計算步驟。老師教會我竅門後，我很快克服學習上的困難。」

 

「三無」學生努力不懈　升讀中大

1990年，孫玉菡以優異成績升讀中大，當時他讀理科，卻選擇報讀中大工商管理學系。他表示，當年原本打算像其他成績優異的理科生那樣，報讀醫學院，但升讀中六時遇到「人生很大挑戰」：解剖老鼠。孫玉菡說：「中六上生物課解剖老鼠時，我做得很差，當時我懷疑是不是在這方面不太在行？我覺得不如算了，不要堅持讀醫科，選擇其他科目也可以。當時香港經濟很好，而且當時中大的工管課程全港排名第一，所以我選擇報讀工管。」

 

11月9日，孫玉菡重訪母校，期間接受《走進中大》專訪，暢談難忘的中大歲月，以及工作生涯中遇到的挑戰。他認為，中大人比較樸實，「當年很多人穿拖鞋、短褲回校園上課」。他表示：「中大人比較腳踏實地，（當年）中大這一帶發展得沒那麼好，大家藏了在山裏面，那就有點與世隔絕的感覺，我覺得這對大學生是好事。讀大學應該是理想一點，純潔一點，傻一點，是好事。所以我覺得，當時中大給我的感覺是學生沒那麼入世，就傻乎乎的在一個世外桃源裏生活，校園內有濃厚的自由氣氛。」

 

孫玉菡（前排橫臥者）與工商管理學院同學（受訪者提供）

 

孫玉菡（右二）與中大同學（受訪者提供）

1994年，孫玉菡自中大畢業，他作出另一屬於「異數」的決定，沒有像大多數工管系畢業生那樣投身商界，而是加入政務官行列。他說：「當時原本也想加入商界，打算到銀行或廣告公司工作。當時政務主任（AO）薪金很高，遠高於私人機構，而政務主任的工作其實頗適合工管學生。」

政務官待遇優厚，社會地位崇高，被視為「天子門生」；但孫玉菡加入政府初期，也曾有沮喪的時候。他表示：「當時我做政務官，以為很風光，其實不是的。AO尚未晉升至首長級前，其實經常做些很沉悶的事，例如要寫筆記和會議記錄，幫老闆寫speaking points。加入政府頭幾個月，我有想過是不是應該辭職？我浪費那麼多時間去寫會議記錄，那一刻覺得：為何我收那麼多薪金，做這樣的工作？回心一想，很多我們認為donkey（枯燥）的工作，你真的要捱過去。你要捱了十幾年後，積累了基本功之後，你才有能力發揮所長。」

孫玉菡重訪中大期間，先後到崇基禮拜堂及當年所住的崇基應林堂參觀。他認為，中大校園的優勝之處是圖書館林立，「你喜歡甚麼書，你就去找來看看，這對我後來的政務官生涯有很大幫助。他說：「如果你不看書，就沒甚麼思考過程。工作中會遇到很多問題，我嘗試從書本中找答案。」喜歡歷史的孫玉菡，特別愛讀《史記》和《資治通鑒》，認為具有很高的思考價值。

 

孫玉菡重訪當年所住的崇基學院應林堂

孫玉菡（右）在中大輔導長、應林堂舍監高永雄教授陪同下，到訪應林堂

 

香港正面對勞動人口流失的挑戰

孫玉菡任職政務主任期間，曾擔任醫療規劃及發展統籌處處長及勞工處處長等要職。今年7月，孫玉菡結束長達二十八年的政務官生涯，以五十歲相對年輕的年紀出任問責局長，他形容是人生中另一次「異數」。他表示：「由我六歲來香港讀書，到我讀大學，其實我每一次的決定都是異數，都沒跟主流走。」

孫玉菡解釋接受問責官員任命的原因時說：「香港正面對很大的挑戰，如果有這樣的機會，而我不去做，我覺得對不起自己，對不起香港。用行動來實現自己理想，也是中大精神的體現。」

他上任後的其中一項主要挑戰，是應對勞動人口流失的問題。過去兩年，香港勞動人口流失約14萬人，孫玉菡指出，流失情況在工作年齡群組尤其嚴重，「15至59歲年齡群組中的勞動人口縮減了17萬，只不過投入勞動市場的65歲以上市民人數增加，所以整體流失人數是14萬」。他強調：「本地人一定是我們的根，真的是『一個都不能少』，為每個年輕人提供最好的資源。但是香港年輕和有專業技能的人才似乎不足，我們希望用外面的專才來補足。」

 

原文在2022年12月5日於《走進中大》發佈，獲中大傳訊及公共關係處授權轉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