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玉菡（IBBA 1994）：从新移民到问责局长

劳工及褔利局局长孙玉菡（IBBA 1994）自嘲在人生不同阶段，包括小时候从山东省移居香港后的求学生涯，到加入政府工作，自己都是”异数”。

1978年9月15日，年仅六岁的孙玉菡与家人离开山东烟台老家，移居香港。由于他抵达香港时错过了9月初开学的日子，他的父母带着他到处找学校，找了八间小学，但孙玉菡未读过幼稚园，又不懂广东话和英语，因而处处碰壁。他忆述说：”当时我连ABCD都不懂；我们一直找，找到最后一间，那间小学让我这个’三无’学生插班读小学一年级。”

由于他没有读过幼稚园，不知道怎样应付小学的考试，他第一次考试各科平均分仅五分，创下学校历来最低分纪录。孙玉菡忆述说：”当时有位老师觉得我看来不笨，但对我成绩那么差感到很奇怪，和我谈了一会，发现我懂算术，只是没写清楚计算步骤。老师教会我窍门后，我很快克服学习上的困难。”

 

“三无”学生努力不懈　升读中大

1990年，孙玉菡以优异成绩升读中大，当时他读理科，却选择报读中大工商管理学系。他表示，当年原本打算像其他成绩优异的理科生那样，报读医学院，但升读中六时遇到”人生很大挑战”：解剖老鼠。孙玉菡说：”中六上生物课解剖老鼠时，我做得很差，当时我怀疑是不是在这方面不太在行？我觉得不如算了，不要坚持读医科，选择其他科目也可以。当时香港经济很好，而且当时中大的工管课程全港排名第一，所以我选择报读工管。”

 

11月9日，孙玉菡重访母校，期间接受《走进中大》专访，畅谈难忘的中大岁月，以及工作生涯中遇到的挑战。他认为，中大人比较朴实，”当年很多人穿拖鞋、短裤回校园上课”。他表示：”中大人比较脚踏实地，（当年）中大这一带发展得没那么好，大家藏了在山里面，那就有点与世隔绝的感觉，我觉得这对大学生是好事。读大学应该是理想一点，纯洁一点，傻一点，是好事。所以我觉得，当时中大给我的感觉是学生没那么入世，就傻乎乎的在一个世外桃源里生活，校园内有浓厚的自由气氛。”

 

孙玉菡（前排横卧者）与工商管理学院同学（受访者提供）

 

孙玉菡（右二）与中大同学（受访者提供）

1994年，孙玉菡自中大毕业，他作出另一属于”异数”的决定，没有像大多数工管系毕业生那样投身商界，而是加入政务官行列。他说：”当时原本也想加入商界，打算到银行或广告公司工作。当时政务主任（AO）薪金很高，远高于私人机构，而政务主任的工作其实颇适合工管学生。”

政务官待遇优厚，社会地位崇高，被视为”天子门生”；但孙玉菡加入政府初期，也曾有沮丧的时候。他表示：”当时我做政务官，以为很风光，其实不是的。AO尚未晋升至首长级前，其实经常做些很沉闷的事，例如要写笔记和会议记录，帮老板写speaking points。加入政府头几个月，我有想过是不是应该辞职？我浪费那么多时间去写会议记录，那一刻觉得：为何我收那么多薪金，做这样的工作？回心一想，很多我们认为donkey（枯燥）的工作，你真的要捱过去。你要捱了十几年后，积累了基本功之后，你才有能力发挥所长。”

孙玉菡重访中大期间，先后到崇基礼拜堂及当年所住的崇基应林堂参观。他认为，中大校园的优胜之处是图书馆林立，”你喜欢什么书，你就去找来看看，这对我后来的政务官生涯有很大帮助。他说：”如果你不看书，就没什么思考过程。工作中会遇到很多问题，我尝试从书本中找答案。”喜欢历史的孙玉菡，特别爱读《史记》和《资治通鉴》，认为具有很高的思考价值。

 

孙玉菡重访当年所住的崇基学院应林堂

 

孙玉菡（右）在中大辅导长、应林堂舍监高永雄教授陪同下，到访应林堂

 

香港正面对劳动人口流失的挑战

孙玉菡任职政务主任期间，曾担任医疗规划及发展统筹处处长及劳工处处长等要职。今年7月，孙玉菡结束长达二十八年的政务官生涯，以五十岁相对年轻的年纪出任问责局长，他形容是人生中另一次”异数”。他表示：”由我六岁来香港读书，到我读大学，其实我每一次的决定都是异数，都没跟主流走。”

孙玉菡解释接受问责官员任命的原因时说：”香港正面对很大的挑战，如果有这样的机会，而我不去做，我觉得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香港。用行动来实现自己理想，也是中大精神的体现。”

他上任后的其中一项主要挑战，是应对劳动人口流失的问题。过去两年，香港劳动人口流失约14万人，孙玉菡指出，流失情况在工作年龄群组尤其严重，”15至59岁年龄群组中的劳动人口缩减了17万，只不过投入劳动市场的65岁以上市民人数增加，所以整体流失人数是14万”。他强调：”本地人一定是我们的根，真的是’一个都不能少’，为每个年轻人提供最好的资源。但是香港年轻和有专业技能的人才似乎不足，我们希望用外面的专才来补足。”

原文在2022年12月5日於《走进中大》发布，获中大传讯及公共关系处授权转载。